今后医院所有科室床位都可能减少，唯独ICU会增加(3)

• 　　HDU的叫法来自英国，是介于ICU与普通病房之间的缓冲地带，长期呼吸机依赖者、需定期翻身吸痰、选择积极维持生命的晚期肿瘤患者等是HDU的主要收治对象。由于HDU所需设备和人力比ICU更轻，因而不会占用ICU为危重患者准备的宝贵医疗资源，不仅如此，一些HDU的实践已经表明，病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康复训练，并减少并发症。

  　　人才参差

  　　实际上，ICU也分淡旺季。在流感高发的冬季常常一床难求，到了天气回暖的春夏季节，则相对清闲。在淡季，刘小军的ICU科室曾两周都没有一个病人。但在高峰期，他们同时收治过70多位病人。为应对这么多病人，只好让所有休息的医护人员都来加班，医院还从别的科室调来30多名护士。有的人一个班下来，双脚都肿了起来。

  　　依据原卫生部《指南》，床位数与ICU医师人数之比应为1:0.8以上，床位数与护士人数之比应为1:3以上。但杜斌等人在2010年指出，大陆地区每张病床的护士配比平均在1.37~2.02之间。多位专家坦言，以当前极低的护理收费与ICU庞大的人力成本支出，《指南》所指定的标准不可企及，人员配置稍好的ICU顶多也只能达到1:2.5。比如，在中日友好医院，这一比例达到了1:2.2。至于1张床配备0.8个医生的要求更是无从谈起。

  　　国外ICU对护理人员的数量要求很高，以英国为例，一张床位至少配置7名护理人员。专家指出，对于分秒必争的危重病人来说，医护人员的数量与病人预后直接相关，人员配置越高，病人照看和治疗得越精细。

  　　在ICU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转，就不可避免地将病人置于潜在的危险中，且病房的安全性、秩序及环境都面临挑战。

  　　对于加床的种种理由，杜斌质疑，“真的到了一个医院必须要收治超额病人的地步吗？在一些医院ICU人满为患的同时，还有另一些医院的ICU根本住不满。为什么病人不愿意去那些医院？这才是医疗决策者该想的问题。”

  　　2009年深化医改启动以来，为解决看病难问题，分级诊疗作为重点问题被频频提及。然而“虹吸效应”依旧明显，人财物仍然过度地集中在少数大医院。刘小军举了一个例子，在河南省最偏远的台前县，他曾去做技术帮扶，发现当地医院的ICU里一位病人都没有。“因为当病人住进来的时候，大夫只能说‘这个病很重，我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病人家属会怎么选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指出，居民不去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医生专业技能的担心，即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担心。“至少提供正确的医疗服务应是各级医疗机构的底线。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是基础，但现况仍然是令人担心的。”人大财经委2018年底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优质医疗人才供给不足且配置不均是分级诊疗开展缓慢的主要障碍。

  　　在河南省，很多县级医院为了创二级医院，纷纷设立ICU病房。但刘小军指出，目前的情况是，有三分之一的县级医院重症医学开展能力不够，主要原因是没有人才，缺医生、缺护士。郸城县中医院今年创二级医院，开设重症医学科。这间有11张病床的ICU病房目前仅有四名医生，其中三位是专科毕业或在职本科学历。从从医经历来看，他们此前在神经内科或急诊科工作，均没有重症医学背景。“除了县人民医院好一点，县二院、县妇保健院、县中医院这些日子不好过的，收入上不来，更加难招到人才。”

  　　多位ICU从业人员认为，不同层级医院之间在医疗硬件资源方面的差距已经逐渐缩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ICU主任胡马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浙江，即使是县级医院，也都能买得起被认为是当前最先进的生命支持设备人工膜肺(ECMO)，但关键是，人才方面的差距依然较大。杜斌指出，时至今日，重症医学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医学专科，其理论体系、专业知识与技能并非传统学科能够涵盖，需要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方能掌握。

  　　临床治疗的标准化或同质化，被公认为是医学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面对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病例，按理说，治疗方案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广西都应该是一样的。杜斌说，“但现实情况令人遗憾，医院间的差别太大了，这种差别肯定并不是技术设备，而是在治疗理念与掌握的知识、技能方面。”

  　　“不同质，这是中国医学人才培养中最大的问题。”在詹庆元看来，面对同一个疾病，即便在不同的医院接受培训，培训后医生在疾病的处理方案上原则上应该是一致的。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医生能够得到怎样的培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室主任的培养方案和思路。席修明也认为，培养一个好的年轻医生，关键在于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综合病人各种信息之后做出治疗决策的能力，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规范化培训体系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