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今后医院所有科室床位都可能减少，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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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U病房。视觉中国 资料图
  
  推开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ICU病房紧闭着的大门，可以看到病床上的病人大多闭着眼，他们有的处于昏迷状态，有的被注射了镇静剂，偶尔有人醒着，脸上也看不出表情。在这里，社会地位、身份与性别失去了意义——十几位病人不穿衣服，也几乎不进食，病号服从中间被剪开盖在身上，各种管道布满全身，鼻饲管为身体补充着营养液。昼夜不停运转的设备和从不熄灭的灯，让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没有了白天和黑夜的概念。为防止因谵妄或烦躁而挣脱各种诊疗管，很多病人的手脚都被带子束缚在床沿上。
  
  这家医院的ICU在10年前刚成立时有13张病床，如今已增至20张。为应对不断增长的病患需求，设有28个床位的第二病区即将投入使用。此外，可移动的病床随时准备着，以便在床位不够时加床。在高峰时期，预计两个病区共可收治80位病人。
  
  一位病人呻吟着，断断续续地说“我要回家”，却无人理会。按原卫生部《指南》（见下文）的要求，一张ICU病床应配备3名护士；但在这里，一名护士就要照顾三张病床。各种检查；药物补充；定时记录监护仪上的心率、血压；清理病人的大小便，以及在固定的时间给病人翻身以免背部生褥疮……这些活儿已经让护士们在12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内不堪重负，她们无暇顾及被照料者的精神状况甚至尊严。“一到旺季，这儿就像菜市场一样。”一名护士说。
  
  但这些，都阻挡不了ICU快速扩张的脚步。
  
  快速扩张
  
  ICU并非一直都这么火爆。2009年，当刘小军出任郑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科主任时，发现该院ICU创立三年来，虽然只有8张床位，但依然“吃不饱”。相比之下，在与它相距不足5公里的“全球最大医院”——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ICU里，上百张床位却长期人满为患。若非迫于国家对三级医院必须有ICU病房的硬性要求，郑大二附院的ICU也许早已关门大吉了。因为几乎收不到什么病人，科室没有奖金，医护人员缺少成长空间，人心涣散。同事们对刘小军说，“你来错了地方。”
  
  ICU，即重症监护病房，是医院集中监护和救治重症患者的专业病房。它的雏形可追溯到1950年代初期。当时，小儿麻痹症在丹麦哥本哈根造成许多人死于呼吸衰竭。负责治疗的医务人员发现，将病人集中管理，切开气管并应用人工呼吸支持治疗后，死亡率从原来的87％下降到 40％。
  
  在丹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ICU病房的30多年后，1982年，中国第一张为外科手术而设的ICU病床在北京协和医院建成。两年后，协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重症医学科室，有7张病床，由被称为“中国重症医学之父”的陈德昌医生坐镇。
  
  1989年，原卫生部正式要求所有三级综合医院成立ICU，全国重症医学科的建设应声而起。2009年，原卫生部正式宣布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重症医学科”诊疗科目，并发布了《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指南》要求，全国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需设立至少一个ICU，且三级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床位数应占医院病床总数的2％~8％。
  
  上任之初，刘小军就决心改变郑大二附院ICU“半死不活”的状态。他放下省级三甲医院科主任的身段，一到周末就去省内各县市见同行。在他的“推销”下，当基层医院ICU大夫需要请上级医院医生会诊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认识的那位省里的专家刘小军。
  
  如今，郑大二附院ICU已经拥有7辆救护车，一个月从基层转运来的病人有近200个，成为全国单病区外接病人最多的ICU科。有了病人，该院ICU病区也开始了每两年一次的扩张步伐，从8张病床增至13张、20张，有时还要增加临时床位。2014年，ICU整体搬到新病区，开设了40个床位。
  
  郑大二附院ICU扩张的背后，是全国重症医学科的大发展。自中国公立医院在2003年后开始一轮扩张潮以来，ICU成为医院评级的重要指标，迎来其高速发展期。在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会长杜斌看来，“近年来，国内大多数地方的ICU发展都很快，绝对超过了医院发展的平均速度。”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殳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原来所在的嘉兴市第一医院，ICU病房从最初的12张床一路增至接近30张床，仍显不足，后来又增设了呼吸科ICU。她说，“每家市级医院甚至顶尖医院都遵循了这样的发展路径：先是增加普通ICU病房的床位数，再设立专科ICU。很多医院在整体搬迁后，又在新址上设立规模更大的I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