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医院所有科室床位都可能减少，唯独ICU会增加(2)

• 　　詹庆元说，“在ICU里，70岁算年轻人，80岁算中年人，90岁算老人。”对于ICU尤其是内科ICU来说，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老年人更容易发展为重症，这些病人通常很难治，这一人群又很庞大，所以今后ICU的资源肯定是不够的。”

  　　按照原卫生部《指南》的规定，ICU床位使用率以75%为宜，但《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多家医院的ICU发现，从省级医院到地市级医院再到县级医院，从中原省份的河南到沿海的浙江，在ICU的旺季，加床是普遍现象。对此，ICU的医生们理由充分：病人那么危重，如果拒收将会危及他们的生命，谁来负责？

  　　另一个未被提及的原因是，由于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较少，在经济压力下，即便已经超出核定床位，医院依然不愿意流失病人，尤其是需要入住ICU的花费高的危重病人。

  　　“压床”困境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内科重症ICU，一位91岁的老人已经以同样的姿势、同样的治疗方式在病床上生活了四年多。ICU里那些让病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如24小时不停的监护仪报警声、不分白天夜晚从不熄灭的灯光、因各种诊疗管缠身因而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等等，对他而言没有造成困扰，由于罹患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他全身几乎失去知觉。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当ICU动辄数十万的医疗费让许多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望而却步的同时，一些从ICU获益不大但有足够经济条件支撑的病人，却长期占用稀缺资源。他们往往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地依赖呼吸机等生命支持技术，有些病人身体其他机能尚好，但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如脑出血、脑梗塞引起的偏瘫甚至长期昏迷。这些病人往往成为ICU“压床”的主要人群。“几乎所有的ICU都收治过这类病人。”杜斌说。

  　　什么样的人最适宜入住ICU？原卫生部《指南》指出，重症监护室收治的病人包括以下四类：急性、可逆、已经危及生命的器官或者系统功能衰竭，经过严密监护和加强治疗短期内可能得到恢复的患者；存在各种高危因素，具有潜在生命危险，经过严密的监护和有效治疗可能减少死亡风险的患者；在慢性器官或者系统功能不全的基础上，出现急性加重且危及生命，经过严密监护和治疗可能恢复到原来或接近原来状态的患者及其他适合在ICU进行监护和治疗的患者。

  　　该《指南》同时指出，慢性消耗性疾病及肿瘤的终末状态、不可逆性疾病和不能从加强监测治疗中获得益处的患者，一般不是重症医学科的收治范围。

  　　席修明撰文指出，决定患者是否转入 ICU 的关键，在于对其疾病是否有益。那些情况良好且没有必要监护的患者，或没有希望恢复健康并提高生活质量的患者，均不需收入ICU。

  　　多位ICU医生认为，ICU救治效果最显著的，通常是严重急性的可逆病例，比如，车祸等意外突发事故造成的多发性创伤性疾病，经大手术后转入ICU进行加强监护和治疗，病人在病情稳定之后完全可能恢复。

  　　然而如何定义“获益”，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家属态度坚决要求不遗余力地进行维持的时候，医学指南拗不过社会风俗。席修明认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病人在ICU里也是获益的——因为他们一出ICU就面临死亡，但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无质量的活着？这类病人是否非得长期滞留在ICU里得到加强照护？

  　　詹庆元认为，ICU不宜收治这类病人。当一些高龄病人本身有多种并发症，用ICU维持其生命却带不来任何生活质量的改善时，一种有尊严的死亡可能是必须要考虑的。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李洁等人于2012年年底对北京市22家三级医院长期滞留ICU患者进行过摸底调查，结果发现，26%的患者住ICU时间超过21天，最长的病例达到5年以上。这些患者年龄区间在59岁至91岁。缺乏有专业人员照护的机构是他们无法转出的最常见原因。

  　　席修明所在的复兴医院ICU病房有24张床位，有一半以上都属于慢性危重症，其中有6位患者已经住院一年以上。慢性危重症一般是指在ICU停留7天以上，主要依赖呼吸机等生命支持技术的危重患者。

  　　长期滞留ICU，首先意味着医疗资源的大量消耗，一张病床一年耗费的资源大概达到几十万，而当ICU床位紧张时，这类病人造成的资源不合理使用矛盾就更为明显。

  　　他们的病情处在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虽然不需要ICU里复杂的高强度治疗，但“家徒四壁”的普通病房中又没有呼吸机、营养支持等高科技设备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普通病房的医护人员在数量和技能上也远不足以承担重症病人的护理工作。专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对急慢性疾病没有做出区分。